张仲瀚1966年上海复旦大学探亲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金芳/供稿· 张业新/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公众号：兵二代大林/制作采访视频

        我的叔伯爷爷张仲瀚，“文革”前是新疆军区副政委、农垦部副部长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，军垦新城石河子的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数十万上海知青奔赴新疆，为边疆建设注入了知识与活力。1966年春，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他来到上海，在文化广场作了一场动员报告，希望更多的上海知青到新疆去，为新疆的建设再添生力军，把新疆建设成像上海一样的现代化。

他利用这次出差的机会，他乘坐上海市长曹狄秋的小汽车，到复旦大学家属区，探望分别了几十年的嫂子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年我12岁，在复旦小学上学。一天下午放学后正巧在家。父亲在复旦附中工作，寒假时为了安排学生宿舍，不慎摔坏了脚踝（后来落下了终生残疾），正拄着双拐也在家里休息。

我在家里远远的看见一辆小汽车到了我们宿舍门口，从车上下来一位个子很高的人，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尼龙网线袋，网线袋的下面装着很少的一点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 我和奶奶去开的门，张仲瀚叫了声“嫂子”，奶奶说“这么些年你还认得我呀”，仲瀚说“嫂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当了干部也不能忘了嫂子啊！”。奶奶为了这事后悔了好多年，她说我的意思是，二十年不见，一见面就能认出来，心里很激动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仲瀚把尼龙网线袋递给你奶奶说，新疆也就是葡萄干比较出名，这是带给你的。这葡萄干质量很好，粒粒都是半透明、浅绿是一颗一颗挑出来选最好的中央首长的。

张仲瀚上楼见到我父亲，他们都很激动。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48年，父亲到部队去找仲瀚爷爷，想跟着当兵。是在前线指挥所里见的面，炮弹在头上飞，很是害怕。见面后仲翰叔对我说：“你是读书人，吃不了当兵的苦，还是回去当你的教书匠吧”。随后让他的警卫员把我送出了阵地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见面后各自回忆了1948年分别后的情况。仲瀚说：“解放前第一次到上海来，我住在锦江饭店。这次来也是住锦江，是第二次住了。上一次到上海是1946年国共谈判时奉命到北京军调部工作，一个美军上校亲自开飞机到长沙接我，途经上海加油时就住在锦江饭店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父亲问到他婚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总理很关心我的婚事，去年给我介绍过一个北京的评剧演员，是用他的专机送到新疆的。”他说，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不能害人家，这辈子不考虑这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又说了1963年我大哥和姑姑到新疆支边的事，他派秘书问他们想读书还是想做工。大哥说不想读书了，于是就把他安排到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作。姑姑想读书，就去了兵团的政治干校念书。

        父亲说这几年身体不好，经常血压高，他说：自己有高血压的病，从来不吃药。说着就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似“薄荷锭”的东西，说这是中央首长用的，放在鼻子上一闻，血压就下来了。还说：这次到上海来主要是向曹狄秋市长要知青的，上海知青有文化、素质好，有利于新疆兵团的建设。

        仲瀚爷爷看见我的二哥（那年17岁），高兴的紧紧地搂着他：“这小伙子真帅，跟我当兵去吧”。我二哥信以为真：“我这就跟你走”。  

        这时警卫员进屋来说：“报告首长，时间到了”，仲瀚爷爷对我父亲说“我们也没有太多自由的，说好的半个小时，现在我必须要走。我在上海还要住一段时间，过几天再来看你们，你们也可以到锦江饭店来找我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过了一个多星期，父亲用公用电话给锦江饭店打电话，对方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住宿。仲瀚爷爷走了，谁知这竟是永别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邻居们告诉我们，那天仲瀚爷爷刚到我们宿舍门口，就围上了很多看热闹的人，当他们听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，纷纷围上去询问自己孩子在当地的情况。同学刘国平也告诉我，他在复旦大学门口遇见张仲瀚问路，是他上车带的路，由国顺路转到政肃路，到了第六宿舍门口。

        以后，“文革”开始，我们家和他的联系中断了。父亲趁着每星期到南京西路上海市中医第五门诊部看腿伤的机会，在地摊上买几份1分钱1份的“小报”，了解各地的情况。终于有一天，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了批斗中央首长的名单中有张仲瀚的名字。这时才知道，仲翰到了北京了。

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老干部逐渐被解放出来，有一天，北京的二姑爷爷来信说，仲瀚已经出来了，住在北京，但给他写信必须由一个叫“张芳筠”的亲戚转给他。于是父亲在春节前写了一封信，并随信寄了几张印有京剧脸谱的贺年片，他喜欢京剧，并在信封上写了“张芳筠转张仲瀚亲启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又过了很久，终于收到了仲翰爷爷的回信，大致内容是1966年开始，他分别受到丁盛、四人帮等对他的迫害，一直到周总理对他关心，毛主席亲自批示才被解放，还知道了他在海军总院养病的信息等。

        仲爷爷去世的消息，是在报纸上看到才知晓的。由于文革中“四人帮”的迫害，1980年3月20日，年仅66岁的仲瀚爷爷带着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强烈愿望，在北京301医院驾鹤西去。胡耀邦总书记为他主持了追悼会。1993年的春天，张仲瀚的骨灰跟随王震将军，一起洒到他梦魂牵绕的新疆大地。

        1966年短暂的见面，以后竟天南地北再无见面机会。奶奶多次为当时“你还认得我呀”这句话后悔不已。人家万里迢迢来看你们，你却有失礼仪。奶奶对我说：你仲瀚爷爷也真是个重情义的人，尽管你父亲成为右派，却能顶着压力，上门看望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。还说：你仲瀚爷爷的母亲去世的早，小时候在我们家生活过几年，我给他做鞋做衣服，视为己出。有一次，他一屁股坐在一只马蜂上，被蜇得大哭，是我好心安抚，止住了哭闹。他是个懂得感恩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晃又是许多年过去了，上一辈纷纷作古，我将仲瀚爷爷来上海探望奶奶、父亲的回忆付诸文字，也是一种亲情的怀念。

刘国平：《给张仲瀚带路》

        记得是“文革”初期，1966年初夏，学校已经处于停课状态。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讲，还不懂什么政治、文化大革命，整天无所事事。那天上午，我们几个小朋友在复旦大学的操场打篮球，不小心我的眼睛在玩耍中不知被哪位同学刮伤了，只身一人去学校保健科就医。

就医后回家的路上，刚走出学校大门，一辆小轿车行驶到我面前停下，副驾驶座位那个人，走到我面前，很客气的问道：“小朋友，打问一个地方。”还没等我回答，只见他身后出现了另一位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长者（后来知道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是同学张业新的叔伯爷爷——张仲瀚）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小朋友，你知道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在哪里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就住在第六宿舍”。长者高兴的说：“好！小朋友那就请你给我们带个路，要走公路 ”！然后，让我坐在小汽车前排位置。还从来没有乘坐过轿车的我，欣然同意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时候复旦宿舍周边只有国权路和国顺路两条路比较宽敞的路，国权路是煤屑路面，大学对面的国年路段还很狭窄，不能算是公路，我便指引驾驶员，走铺有柏油路面的国顺路转政肃路。

上车后，我正忙不迭“东张西望”轿车的“内景”，长者就跟我聊了起来：“我们到第六宿舍的83号。”我说：“那太巧了，是我同学家。”长者又笑着说：“这辆小汽车是你们上海市长曹狄秋的专车，今天借给我用一下。”说到这里，车就到了第六宿舍门口。下车后我把他们一路领到同学家门口，高声叫道：“张业新，你家来客人啦！”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，张业新把我叫到他家，说是为了感谢我，给了我一些葡萄干。

       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仍然记忆深刻！